“十三五@@”时期@@，特别是开始的一两年@@@@，将是我国经济@@实现转型再平衡@@的关键期@@。本文探讨了在@@“十三五@@”时期@@实现转型再平衡@@@@、维持经济@@持续增长将需要着力解决@@的若干问题@@。
重视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性与@@国际经验@@
成功追赶型经济@@体通常在经历了二三十年@@高速增长后@@，无一例外地出现@@了增长速度回落@@。我们在@@2009年@@开展的一项研究中@@，就注意并描述了这一现象@@，提出了中国经济@@将要从@@高速增长转向@@中速增长的判断@@。这仍然是一项经验研究@@，需要必要的理论解释@@。近年@@来这方面的研究@@，较多是用老龄化@@、劳动年@@龄人@@口减少@@、刘易斯拐点出现@@等予以解释@@，有一定的说服力@@。我们认为@@，重要工业产品长期需求@@峰值相继出现@@同样不能忽视@@。与@@短期的需求@@决定不同@@，长期需求@@峰值主要是由@@已有技术水平和@@人@@们的需求@@偏好决定@@，本质上是由@@技术或供给决定@@。把长期供求因素结合起来@@，可以形成@@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@@。从@@经济@@增长理论和@@发展经济@@学来说@@，以往重点放在解释后发经济@@体的@@“起飞@@”问题上@@，对起飞@@后的持续增长和@@到达一定水平后的@@“降落@@”问题缺少关注@@。这应当成为以后长期增长理论有所前进的重点领域@@。
当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@@对政策有较大影响的两种观点@@值得关注@@。一种以周期波动替代结构转换@@，用短期宏观框架分析问题@@，典型表现是对通缩现象的分析@@。我国已经出现@@一定程度的通缩@@，主要是由@@过去十多年@@重化工业高速增长@@、历史需求@@峰值出现@@后供给调整滞后所导致的@@，与@@西方国家曾经出现@@的源于货币供应不足的通缩全然不同@@。简单用@@“宽货币@@”办法应对不可能明显见效@@。另一种是以中国与@@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倒推中国的增长速度@@。这种方法的基本问题是混淆了收入差距与@@增长条件的区别@@。即使后起国家最终能够接近前沿国家的发展水平@@，在不同时期@@增长速度会仍会有很大差异@@，原因是不同时期@@所要求的要素@@、需求@@、制度@@、政策等条件不同@@。
东亚追赶型经济@@体@@，主要是日本@@、韩国@@、中国台湾等@@，与@@我国增长环境相近@@，增长轨迹相似@@，其由@@高速增长转向@@中速增长时期@@的经验教训值得关注@@。第一@@，进入转型期后@@，这些经济@@体都缺少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经验@@、理论和@@政策准备@@，仍试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@@，延误了本可利用的调整时机@@。第二@@，以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经济@@@@，在宏观形势判断上屡屡出错和@@反复@@。第三@@，对严重过剩产能治理在初期被动消极@@，以后采取了一些有效办法@@。第四@@，在打破既有@@利益格局@@、推进系统改革上走走停停@@，进展不一@@。第五@@，转型后的增长模式差异明显@@，但@@都为进入高收入社会提供了支撑@@。
日韩台经济@@转型历时都在十年@@以上@@，才逐步稳定下来@@，新增长模式趋于定型@@。其转型期所遇到的问题@@@@、挑战@@，制度@@和@@政策的演变过程@@，针对性@@、可借鉴@@性较强@@。认真研究汲取相关经验教训@@，可能成为我们另一种不可多得的后发优势@@。
以供给侧改革推动转型再平衡@@
从@@2010年@@第一@@季度到达高点出现@@转折算起@@，这一轮经济@@增长速度回落已经超过@@5年@@。从@@最新统计数据@@看@@，下行压力依然较大@@。“底@@在何方@@”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@@@@。这是一个由@@以往@@10%左右高速增长平衡向@@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衡转换的过程@@，因此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@@。
“十三五@@”时期@@，特别是开始的一两年@@@@，将是实现转型再平衡@@的关键期@@。实现转型再平衡@@、平稳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@@@@，将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@@。一是高投资触底@@@@@@，我国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@@。高投资触底@@@@，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@@、房地产@@、出口三只@@“靴子@@”落地@@。二是减产能到位@@。与@@高投资回落对应的重化工业增速回落@@，后者慢于前者@@，于是出现@@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@@（PPI）迄今@@40多个月的负增长@@，相应地是工业企业利润一年@@多来的下降@@。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@@，是在相关行业实质性减产能@@。产能下来了@@，供求趋于平衡@@，PPI才能恢复正增长@@，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@@再生产能力@@。三是新动力@@(310328,基金吧@@)形成@@。新动力大体包括新成长产业@@、产业转型升级@@和@@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@@。这些领域大都是新增长空间@@挤压旧增长空间@@@@，更多@@体现了增长方式和@@质量的改进@@，同时也会引起利益关系的重组乃至冲突@@。
中国经济@@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@@@@，将会有两个@@“底@@”。一个是@@“需求@@底@@@@”。房地产@@投资增速已经由@@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@@月度同比负增长@@，当房地产@@投资增速由@@负转正时@@，将是房地产@@投资乃至中国经济@@从@@需求@@侧来看的经济@@增速触底@@的信号@@。估计这个@@@@“需求@@底@@@@”有较大可能在@@2016年@@年@@中左右看到@@。另一个是@@@@“效益底@@@@”，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@@负转正@@，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@@。这个@@“效益底@@@@”的出现@@@@，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@@进度@@。但@@目前来看@@，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@@。如果@@“效益底@@@@”滞后于@@“需求@@底@@@@”迟迟不能出现@@@@，经济@@很可能落入低效益@@、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@@@@。为了避免不利局面出现@@@@，必须加快@@供给侧改革@@。
首先@@，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@@，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@@。可考虑由@@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@@，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@@，同时允许配额交易@@@@，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@@，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@@。同时在解决@@@@“人@@”和@@“债@@”问题上@@出台得力政策@@，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@@，解决@@职工安置问题@@；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@@。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@@。
其次@@@@，进一步放宽准入@@@@，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@@。放宽准入@@，既要@@“放小@@”，更要@@“放大@@”，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@@，如石油天然气@@、电力@@、电信@@、铁路@@、医疗@@、教育@@、文化@@、体育等领域@@，引入新的@@投资者@@，鼓励和@@加强竞争@@。有的@@领域@@，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@@，但@@如果@@放宽准入@@@@，还有降低成本@@、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间@@@@。我们现在最需要的@@，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@@。
再次@@@@，加快城乡之间土地@@、资金@@、人@@员@@等要素的流动和@@优化@@配置@@@@。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@@，但@@重点不在现有的@@大城市@@，而在大城市之间@@。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@@，进一步拓展城市带@@、城市圈@@，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@@，推动互联互通和@@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@@，带动人@@口居住和@@产业布局的再配置@@，由@@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@@房地产@@投资机会@@。农民要进城@@，城里的人@@员@@@@、资金@@等也有到小城镇和@@下乡的意愿@@，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@@、人@@员@@、资金@@等要素流动@@、交易@@、优化@@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@@政策限制@@。农民所拥有的@@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@@、允许交易@@@@，价值才能充分显现@@，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@@。
此外@@，在产业转型升级@@@@、培育创新环境等方面@@，也都要采取得力举措@@。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@@，要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@@、流动和@@优化@@配置@@，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@@。
近期应关注并着力解决@@的几个问题@@
1. 努力实现由@@@@“管企业@@”向@@“管资本@@”的全面转变@@
目前国企改革所处的形势@@，与@@改革初期不同@@，与@@过去一些年@@也不同@@。我国经济@@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全面提升@@要素生产率的阶段@@，如果@@说以前国企还有某些优势@@，这些优势正在明显减退@@，固有的@@矛盾问题更为凸显@@。不论是陷入严重过剩产能困境的企业@@，还是受到行政性垄断保护的企业@@，以及处在竞争第一@@线而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@@，如果@@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@@，困难还会加剧@@，对整个经济@@转型升级的不利影响可能超过以往@@。
改革的基本方向@@和@@原则应该说是明确的@@，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有关内容@@。关键是将之落到实处@@。其中@@，非常重要的@@，是切实实现由@@管企业@@到管资本@@的全面转变@@@@。这里需要理清一些认识问题@@。在提法上@@，要由@@@@“做优@@做强做大@@国有企业@@”，转为@@“做活@@做专@@做优@@做大@@国有资本@@”。
一是摆脱以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的思维定势@@。市场经济@@中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相互开放@@，各种要素相互混合和@@融合@@，某个企业完全依赖某种资本只是少数@@，甚至是偶然@@，往往发生在初创阶段和@@较低水平@@。从@@现实情况看@@，完全独资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经不多@@，且多为出资者@@。规模居前的企业@@，基本上是上市公司@@，投资者中不仅有大量国内社会投资者@@，也有大量的海外投资者@@。有些企业的股权结构中@@，国有资本只是相对控股@@。这些企业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@@。正是由@@于股权结构和@@治理结构的变化@@，才带来了这些企业的活力和@@竞争力的增强@@。要求企业只拥有某一种类型资本@@，与@@要素市场开放@@、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@@是内在矛盾的@@，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对企业发展的要求@@。现在是摒弃计划经济@@遗留下来的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时候了@@。
二是市场经济@@中的企业有进有退@@，有大有小@@，有强有弱@@，并无定势@@。国有资本参与@@其中@@的企业@@，不论是独资@@、控股还是参股@@，概能莫外@@。要求国有企业都做强做大@@@@，不符合市场经济@@规律@@，也不符合实际@@。现实中国企能够做大@@的是少数@@，能够做强的更是寥寥@@。“小的是美好的@@”，中小企业中不少很有竞争力@@，有些中小企业是百年@@老店@@、隐形冠军@@。这类企业不大@@，国有资本是否就不能进入@@？目前陷入严重产能过剩困境的国企为数不少@@，亏损严重@@，难以为继@@，是做大@@做强@@，还是破产关闭或重组@@？显然@@，这些都是常识范围的事情@@。
三是把国有资本与@@具体企业脱钩@@，才能真正有助于国有资本发展壮大@@。在国有资本应当发挥作用的范围内@@，国有资本应当是选企业@@，好的进去@@，不好的出来@@，企业可以起起落落@@，只要国有资本活起来了@@，通过流动配置@@，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@@。
四是只有通过企业内外不同类型资本的混合融合@@，国有资本才能更好发挥其影响力@@、控制力和@@带动力@@。在国有资本职能既定的情景下@@，以有限的国有资本尽可能多地影响非国有资本@@，只有在开放的股权结构和@@市场结构中才能实现@@。
五是淡化以至改变以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的做法@@，才能真正促进公平竞争@@@@。不同类型企业公平竞争已经讲了多年@@@@，仍难以落实@@。一个重要原因@@，就是当事人@@通常认为@@，即使国企效率低@@、不合规@@，但@@“肉烂在锅里@@”。而与@@非国企打交道@@，对的也可能是错的@@，小问题可能成为大问题@@。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@@，必须改变对企业按所有制贴标签@@的做法@@。促进公平竞争@@，也应当成为国有资本的战略目标之一@@，从@@长远看@@，对国有资本本身发展也是有利的@@。
综上所述@@，由@@“管企业@@”向@@“管资本@@”的转变势在必行@@，必须加快@@。管资本@@，就要用好资本@@。应当按照三中全会精神@@，使国有资本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@@，重点用于提供公共产品@@，发展战略性前瞻性产业@@，促进科技进步@@，保护生态环境@@，保障国家安全@@。在这个@@过程中@@，对国有资本应强调做活@@做专@@做优@@做大@@@@。做活@@，就是推动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@@，是资本能够动起来@@；做专@@，就是在需要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各个领域@@，提高专业化@@、精致化水平@@；做优@@，就是按照国家战略目标的需求@@优化@@布局结构@@，全面提升@@效率@@；做大@@，把以上几条做到位了@@，国有资本的规模就会不断壮大@@。
下一步改革中还应注意@@：一是加强高层设计和@@推动@@，重点是明确大的方向@@@@、原则和@@底@@线@@。由@@于国有资本产权结构的特殊性@@，防止流失应成为底@@线@@，关键是提高透明度@@，实现阳光下操作@@。二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地方和@@基层试验@@，允许不同方案同时登台@@，相比比较@@@@、借鉴@@、优化@@。三是避免国企改革的意识形态化@@，要是什么事情说什么事情@@，有什么问题解决@@什么问题@@，少说多做@@，务实推进@@。
2. 解决@@“问题地区@@”的问题@@要有新思路@@、新办法@@
随着增长速度放缓@@，部分地区困难突出@@，成为新的@@@@“问题地区@@”。这些地区大都资源密集@@、以重化工业为主@@，主要分布在东北和@@中西部@@。
新的@@“问题地区@@”出现@@，提出了一个重要警示@@，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容忽视@@。从@@全国看@@，已经不大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@@，因为我国已经越过了那些国家落入陷阱时@@4000～6000国际元的阶段@@。但@@在进入高收入社会之前@@，部分地区增长放缓@@、停滞@@，落入某种陷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@@。这些新@@“问题地区@@”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大幅下滑@@，新增长动力不大明朗@@。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@@，有些地区甚至出现@@了投资总量接近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@@（GDP）的奇特情景@@。如果@@这些地区是独立经济@@体@@，意味着过去的高投资大量依赖引入外债@@@@，随着增长回落@@、竞争力下降@@，很可能出现@@汇率贬值@@、资金@@流出@@，进而陷入债@@务或其他类型的经济@@危机@@。
这些新@@“问题地区@@”的一个重要特点@@，是重化工业回落与@@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并存@@。重化工业回落有其规律性@@，但@@如何应对则反映了体制特点@@。近些年@@的经济@@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的@@，除了重化工业外@@，还有出口产业@@。出口产业在过去长时间内保持了@@20%以上的增长速度@@，近年@@降幅很大@@，2015年@@以来甚至出现@@了负增长@@。与@@重化工业形成@@鲜明对比的是@@，出口产业进行了力度很大的调整@@，企业关闭@@、人@@员@@流动@@、债@@务重组@@，尤其是适应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转型升级@@，但@@这些调整基本上是静悄悄进行的@@。出口产业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@@、参与@@国际市场竞争最充分的产业@@，对增长回落的应对方式较好地体现了市场经济@@中结构调整的特征@@。
这种比较@@对如何解决@@@@“问题地区@@”的问题@@有重要启示@@。在经过一个时期@@减产能的调整后@@，国内外市场对重化工业仍有长期稳定的需求@@@@，这些产业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的空间@@很大@@。关键是这些@@“问题地区@@”能否在压力和@@挑战@@中抓住机遇@@，真正从@@困境中走出来@@。国际经验显示@@，有的@@“问题地区@@”由@@此一蹶不振@@，陷入长期衰退@@。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过十几年@@实行振兴政策后再次@@@@落入困境@@，政策本身值得反思@@。如果@@继续沿用倚重扶持@@、推迟或避免深层改革的路子@@，必定无法应对大幅减产能@@、产业转型升级@@、创新驱动@@的新挑战@@@@，且要延误时机@@。必须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@@办法@@，走出一条地区振兴的新路@@。例如@@，加快企业减产能@@、转型升级进程@@；对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@@，大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@@，推动跨地区@@、跨所有制的企业重组@@。还可考虑与@@市场经济@@发达地区对口合作@@，创建令人@@耳目一新的@@新经济@@特区@@。与@@此同时@@，要保持产品和@@要素市场足够的开放度@@，通过人@@口流动@@，逐步达到地区之间人@@口数量与@@收入水平大体平衡的状态@@。
3.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@@，完善@@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@@
十八大以来提出和@@贯彻八项规定@@，大力度反对和@@惩治腐败@@，成效显然@@@@，深得人@@心@@，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@@。把当前出现@@的懒政现象归结于反腐败不符合实际@@，颠倒了是非关系@@。从@@调研的情况看@@，部分干部的不作为原因复杂@@，既有@@“不想为@@”“不敢为@@”的问题@@，也有新常态下老办法行不通而出现@@的@@“不会为@@”，指标脱离实际@@、风险过大而@@“不愿为@@”等问题@@。政治生态的变化@@，要求因势利导@@，乘势前进@@，与@@经济@@转型对政府职能和@@干部队伍的要求相适应@@，加快建设有理想@@、有能力@@、会干事@@、守规矩的现代化公务员队伍@@。
一是把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与@@政治体制改革结合@@，形成@@符合国情@@、符合现代治理结构要求的长效机制@@。这方面应进行多方面的积极探索@@，重要元素包括选人@@用人@@机制的透明度和@@稳定预期@@、“政务官@@”与@@“事务官@@”适当分离@@、职责与@@监督有机结合@@、稳定的薪酬增长机制@@、福利待遇与@@廉政状况挂钩机制等@@。
二是继续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的适度竞争@@。地方竞争是我国经济@@快速增长的重要机制@@，不能丢掉@@。应兴利除弊@@，与@@时俱进地将竞争标的物转向@@转型升级@@、创新驱动@@。新常态下创新城市和@@创新中心的出现@@@@@@、“问题地区@@”走出困境等@@，都需要发挥地方竞争的积极作用@@。
三是给地方基层试验@@、创新以更大空间@@@@。我国改革开放一条重要成功经验@@，是地方基层先行试点@@，取得经验@@，比较@@、提升@@、完善@@，然后推向@@全国@@。这条经验仍应坚持@@。中央顶层设计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@@，具体管用办法还是要靠地方基层去探索和@@验证@@。应给地方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@@@@，在把握方向@@@@、守住底@@线的前提下@@，同一项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@@，相互比较@@@@、补充@@、完善@@。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@@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@@，有利于发现人@@才@@、用好人@@才@@。这种试验也是一种试错纠错的过程@@，有利于少走弯路@@，降低制度@@和@@政策创新的@@成本@@。
(作者@@：刘世锦@@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@@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