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型城镇@@化@@，新在什么地方呢@@？新在以人为核心@@，当前就是以农民工市@@民化为核心的城镇@@化@@。同时@@，这也是实现@@“双循环@@”、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途径@@。
新型城镇@@化@@急需改善收入分配状况@@
提高收入@@，就意味着做大蛋糕@@。但是@@，如果这个蛋糕分得不好@@，也不能充分转化成居民的消费@@。
假设有两组人@@，一组穷人和一组富人@@，富人的特点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@@，但是@@其拥有的收入不可能全部消费完@@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了@@。反过来对穷人而言@@，他们对很多消费内容仍有渴求@@，但他们的收入并不能保证消费的实现@@。两种情况合起来@@，就会造成过度储蓄@@。因此@@，提高消费率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@@，另一个途径就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@@。
目前仍然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@@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@@居民收入五等分的数据@@@@，可以看到这个差距@@。我们将城镇@@最高@@20%收入组与最低@@20%收入组进行比较@@，目前有接近@@6倍@@的差距@@。农村居民中最高@@20%收入组和最低@@20%收入组相比@@，目前差距是@@8.5倍@@，总体看仍然呈提高趋势@@。城市@@最高@@20%收入组和农村最低@@20%收入组相比@@，则差距是@@22倍@@，非常大@@。
设想一下@@，如果把@@这个差距消除掉或大幅减小@@，消费率就可以明显提高@@。可问题在于@@，农村居民缺少系统性@@、趋势性的增收的渠道@@，没有可持续增加收入的渠道@@，因而很难显著缩小与城市@@的收入差距@@。
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@@，即外出打工的收入@@。如果这个务工机会不是稳定的@@、终身的@@，劳动者本身不是充分顺畅流动的@@，在劳动力市@@场和基本公共服务上未能享受均等待遇@@，那么农民家庭收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@@。
实际上@@，新冠肺炎疫情就暴露出这种不完全城镇@@化的一大弊端@@。劳动者居住地与工作地@@、户籍所在与常住地的不一致@@，加大了不必要的季节性人员流动@@。而在遭遇突发事件后@@，大规模的返乡@@和返城都更为困难@@，造成生活和工作异常@@，延误复工复产@@。加上许多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@@，妨碍获得机会的均等化@@，也让劳动者无法后顾无忧地消费@@。
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@@，2020年第二季度农村居民收入情况与往年同期相比@@，就完全不一样@@。往年在第二季度@@，农村居民收入同比增长一般是@@6%-7%，今年则是@@-4.7%。尽管随后会逐渐得到恢复改善@@，但是@@，这一年农民收入无疑遭受到很大的损失@@。
新型城镇@@化@@急需户籍制度@@改革@@
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@@，户籍制度@@是会在关键时刻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重大制约的@@。同时@@，农业劳动力不能充分转移也会阻碍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@@。
我们总是在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@@，现实是@@，中国的农户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@@0.4%，与同为小农户的印度和日本相比@@，我们也仅相当于他们一半的水平@@。只有让农业劳动力比较彻底地转移出去@@，才能真正扩大土地经营规模@@，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@@，才有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@@。
越是完全彻底的城镇@@化@@，即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新型城镇@@化@@@@，越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@@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@@，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@@，同时@@避免出现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象@@。否则的话@@，“四化同步@@”就不太可能实现@@。因此@@，新型城镇@@化@@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@@民化@@。
为了解决城镇@@化不彻底和户籍制度@@改革推动不力的问题@@，中央提出@@“提高户籍人口城镇@@化率@@”的要求@@，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就地变更户籍身份@@@@。把@@“县@@”变成@@“市@@”、把@@“乡@@”变成@@“镇@@”变成@@“区@@”、把@@“村委会@@”变成@@“居委会@@”，人们的户籍身份就变了@@。
调查显示@@，这个因素对城镇@@化的贡献率高达@@53%。但是@@，这只是变了一个统计口径而已@@，实际情况并没有改变@@。真正的新型城镇@@化@@落脚点应该着眼于进入到城市@@的农民工@@。
“就地变更户籍身份@@”既解决不了农民工落户问题@@，且潜力已逐渐用尽@@，应该把@@户籍制度@@改革作为新型城镇@@化@@的主要推手@@，尽快消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@@化率之间的巨大缺口@@。
现在@@，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学者@@，对于户籍制度@@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了高度的共识@@。提高非农劳动参与率@@、促进资源重新配置@@、扩大居民消费@@，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@@，是户籍制度@@改革的显著社会收益@@。
我们的研究显示@@，户籍制度@@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@@，即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更有效率配置@@，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@@。但户籍制度@@的改革阻点@@在于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的不对称@@。地方政府支付主要的改革成本@@，却不能获得全部改革收益@@，因而产生改革激励的不相容@@。
经济学有个词叫@@“外部性@@”，即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一致@@，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@@。这里就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不相容@@。打破困局的关键@@，是做出明确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@@的安排@@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更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@@，更合理地分享@@改革收益@@。
蔡昉@@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@@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@@、党组成员@@，CIDEG学术委员@@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