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@@
作为首发李荞明案的@@《云南信息报@@》副总编@@，我被有关部门点名参加了@@“躲猫猫事件@@网民@@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@@”（以下简称调查委员会@@）。从传统纸媒首发报道@@，到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@@，再到调查委员会介入@@，调查报告出台激起网络巨大反弹@@，最后最高检介入调查@@，使案件侦破进入新阶段@@，舆论逐渐平息@@，我有幸全程参与@@@@。这次@@躲猫猫事件@@@@，与@@ 2003年@@孙志刚案件@@，湖南湘潭黄静案的舆论传播有很多相似之处@@，不过中@@国的网络经过@@ 6年@@发展@@，躲猫猫案@@件又有了新的变化@@。 2003年@@，孙志刚案使传统媒体猛然发现@@，网络舆论正成为新的舆论形式登上历史舞台@@，作为采写记者之一@@的我@@，感触很深@@，孙案报道第二@@天@@，南都接到了数十个传真@@，几千个热线电话@@，而仅新浪一@@家网站的留言就达到了上万条@@，网络不仅成为了传统媒体声音的@@“放大器@@”，而且引发了更多@@后续新闻@@：一@@个浙江网友建立了网上纪念馆@@；有网友发起地面聚会纪念活动@@；无数的评论和愤怒的声音得以清晰真实地表达出来@@…… 到当年@@@@ 6月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@@，网民@@的@@“胜利@@”达到了顶峰@@，于是网络舆论似乎形成了一@@种模式@@：声音越大@@，态度越激烈@@，“取得胜利@@@@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@@。
在这个战果的衬托下@@，大家往往忽视了一@@个问题@@：网络舆论究竟是如何影响权力运作的@@？例如在孙志刚案中@@@@，案件的真相并没有因为网络激烈的声音而披露更多@@@@，相反@@，为了不再更加刺激舆论@@，案件审理没有完全公开@@，很多疑问没有经过庭审得以解答@@。再例如@@，废除收容制度@@（当然是一@@项进步@@）是高层决定后公布的@@，期间是否经过了论证@@，哪些人参加了论证@@，论证的结论如何等等都没有披露@@。也就是说@@，权力仍然在封闭体系内运作的本质没有变@@，网络舆论只是一@@个新增变量@@，这个变量如何发挥作用@@，能发挥多大作用都还不得而知@@。 2003年@@下半年@@的黄静案@@，凸显了以上问题@@。黄静案和孙志刚案一@@个相同的特点是@@，网络上的声音都很大@@。可是两案的结果却相差很大@@：孙志刚案导致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@@，家属得到巨额赔偿@@，凶手得到惩罚@@（尽管还有很多疑问@@），黄静案的结果是网络上千夫所指的嫌疑人姜俊武无罪释放@@，没有官员为此案受罚@@，黄静家属得到少量赔偿@@。在长达三年@@的侦查@@、审理过程中@@@@，所有参与@@者都非常重视网络上的声音@@，然而这一@@次@@@@，网络舆论的弊病显露无遗@@。 “以牙还牙血债血偿@@”理念下的公正就是追求结果的公正@@，而法治精神的程序公正被大大忽视@@，无数网民@@看了黄静家属单方面的材料后就作出了结论@@，司法的不透明又加重了舆论的不信任@@，于是最激烈的要求@@——枪决姜俊武得到了无数人的赞同@@。
传统媒体在这个过程中@@应该怎么办@@？黄静案初期的报道中@@@@，很多传统媒体跟风@@，迎合网络的@@“民意@@”，在湘潭只采访黄静家属一@@方@@，记者有意或无意地偏向一@@方@@，同情弱者@@，反对黑幕@@，支持民意@@@@。我认为这是中@@国传媒不成熟造成的@@，中@@国的都市报从@@《华西都市报@@》创办到现在只有十几年@@的历史@@，从党的喉舌到更接近社会公器@@，报纸的理念@@、手段@@、技术还不成熟@@；同时这也是我们法治精神不成熟造成的@@，从疑罪从无原则@@，到犯人的基本权利问题@@，再到程序公正@@，法律真实与@@客观真实的区别等@@，我们还理解不深刻@@，尤其在腐败和黑幕传闻不断的情况下@@，我们更容易远离法治精神@@。用堵路抗议@@，跳楼讨工资的办法追求公正@@，和利用网络民意@@粗暴干涉司法的本质一@@样@@，都是我所警惕和反对的@@。在黄静案中@@@@，我较客观地报道了两个家庭及办案部门的意见@@、做法@@，我试图用事实告诉读者@@，告诉网民@@@@，在一@@个司法不独立@@，不公开的体制下@@，即使经过了一@@套公安侦查@@，检察院@@立案@@@@，法院@@审理的程序@@，真相仍然是难以呈现出来的@@。让我感到挫折的是@@，在网上看评论@@，网民@@绝大多数仍然无休止地诅咒姜俊武一@@家人@@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我希望表达的问题@@。
二@@
6年@@过后的躲猫猫@@，我再次@@感到失望@@。在调查委员会调查当天@@，我写了一@@篇手记刊发在@@《云南信息报@@》，表达了我对调查委员会的思考@@，全文记录如下@@： “作为调查委员会的一@@员@@，我昨天全程参与@@了调查@@。早晨八点半@@，调查委员会成员@@和十几家媒体记者在云南省委门口集合乘车@@，上车前@@，调查委员会主任要求委员集中@@乘坐一@@辆中@@巴车@@，在车上商量大家提问的内容@@，因为在昨晚才公布了调查委员会成员@@名单@@，很多人互相还不认识@@，所以只能在车上开第一@@内部会议@@。由官方召集@@、组织@@，网民@@、媒体组成调查委员会@@，对一@@刑事案件进行调查@@，这种方式在中@@国还是第一@@次@@@@，虽然我做了近十年@@记者@@，采访过许多案件@@，但像今天这种@@“身份@@”去调查@@，也还是第一@@次@@@@。刑事案件的侦查@@、立案@@、审理一@@整套程序@@，对应的职能部门是公安@@、检察院@@、法院@@，它们的司法权力来源@@于国家授权@@。记者采访虽然在我国还没有得到立法保护和规范@@，但是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天然功能@@，从中@@央到地方都有相关法规@@、文件予以保护@@，而且媒体舆论监督早已深入人心@@，所以记者采访也有其合法性的来源@@@@。与@@司法机关强大的权力相比@@，新闻媒体权力的边界要模糊得多@@，而昨天才成立的调查委员会@@，它的权力边界又在哪里呢@@？这种突然的@@，自上而下授予的调查权是一@@种@@“更大的@@”权力吗@@？调查委员会很快就遇到了这些问题@@。到达晋宁县公安局后@@，调查委员会成员@@，媒体记者与@@该县公安局@@、检察院@@ 7名负责人在会议室展开了第一@@轮询问@@。询问的具体过程@@，在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中@@已详细描述@@，在此不再赘述@@。如果说询问的环节顺利@@，那么调查委员会的@@“危机@@”很快就出现在晋宁县的看守所内@@。晋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闫国栋表示@@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@@，调查委员会无权进入看守所@@，但因为情况特殊@@，他向上级领导@@——调查委员会成员@@，昆明市公安局监管支队长郭斌请示后@@，表示可以让调查委员会成员@@进入看守所@@，但媒体记者只能在看守所外等候@@。可以说@@，在能不能进入看守所的这一@@轮@@“角力@@”中@@，调查委员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@@。在看守所内@@，调查委员会成员@@观看了案发的九号监仓@@，询问了当天值班的警察@@，审看了一@@些法律书面资料@@，但当调查委员会要求与@@李荞明同仓的嫌疑人见面时@@，原本已同意的晋宁县公安局@@、检察院@@却突然改变了主意@@。晋宁县检察院@@副检察长韩红兵以案件正在侦破期间@@，会见嫌疑人可能给办案带来不利@@，及给看守所管理带来不利为由@@，向晋宁县公安局提出@@“检察意见@@”，拒绝调查委员会成员@@会见嫌疑人@@。这给调查委员会带来很大困惑@@：会见嫌疑人被认为是最有可能@@“查明真相@@”的方法之一@@@@，但是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力会见@@、询问侦查案件中@@的嫌疑人@@，调查委员会是否拥有某种程度上和司法机关同样的侦查权@@，甚至超越其上的特殊权力@@，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@@。
